建立起宏觀-政治經濟學

建立起宏觀-政治經濟學

——談值得中國經濟學家深入研究的幾大問題

作者；姚洋   來源：北京日報

經濟學是一門入世的學問。經濟學家不能像人文學者一樣，天天待在自己的書齋里頭就行了——其實我認為人文學者也不應該那么做。我們中國的很多人文學者，因為主要待在象牙塔里做學問，根本不知道底層老百姓的邏輯。這樣研究出來的東西不是飄在空中的嗎？做政策研究、參與政策討論可以拓展我們的科研視野，而且科研做得好，在政策界發(fā)言也更有分量，自然也會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。和社會接觸也是一樣的，這與做學問是互補的。一方面，學者向社會公眾介紹自己的科研成果，會給社會傳遞一個正能量，啟迪民心，這是學者的責任。另一方面，學者在跟社會互動的過程中，可以了解民眾是怎么想的，然后就知道社會問題在哪里。

目前，中國還是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。我覺得主要有這么幾個領域。

第一個領域是政治經濟學

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結合緊密，幾乎所有的經濟問題都牽涉政治因素。這是許多國家沒有的現象�，F在，新政治經濟學有取代新制度經濟學的趨勢。新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有政治和經濟接觸面上的現象，中國的新現象多，又有特殊性，所以，我認為是最容易做出成果的。而且，這個問題也涉及關于制度的爭論�，F在國際上很多學者，包括阿西莫格魯這樣的明星經濟學家，他們在寫文章和著作的時候，雖然不能說是在詆毀中國的制度，但至少是把中國的制度看作一個不可能長期成功的制度。阿西莫格魯明確提出兩種制度分類，一種是攫取型制度，另一種是包容型制度，中國在他的分類里是攫取型制度，不可能支撐長期發(fā)展。但我們幾十年的經濟發(fā)展成績該如何解釋呢？我認為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在這方面作出回應。

第二個領域是宏觀經濟學

中國其他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基本能跟上國際的腳步，但宏觀經濟學卻是掉隊的。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是比較特殊的，本質上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。比如，中國中央銀行是歸政府管的，最后的決策考慮的就不只是經濟問題、金融問題了，而需要有一個全面的考慮。所以，我們可以考慮建立宏觀-政治經濟學，這個方向目前還沒有人明確提出來過。如果能建立起宏觀-政治經濟學，不僅對于研究中國有價值，而且對于其他發(fā)展中國家也有價值。所謂的央行獨立性，也是有爭論的。斯蒂格列茨就提出過反對意見，認為貨幣政策不能完全只是央行的事情，因為它還牽扯就業(yè)等問題，不應該是個獨立的問題。我們看到，在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期間，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之間有很多默契的配合。所以，美聯儲是完全獨立的嗎？很難說。

中國就更是這樣。除了中央這一層，地方政府也很重要。有學者研究金融加速器問題，提出房地產行業(yè)是個金融加速器，因為它制造了很多資產，而資產可以變成抵押物，有了抵押物就又可以制造貸款，所以，房地產價格的提高就有了金融加速作用。在中國，地方政府也是個金融加速器，因為它有很強的信用，所以，一家公司拿到政府的采購合同，就可以去貸款。我在我們家單元的電梯里看到一個廣告，一家銀行推出一個“政采貸”項目，就是允許企業(yè)拿政府的采購合同作為抵押物獲得貸款，最高可以貸1000萬元。這樣，政府資產的增長就有了金融加速作用。地方政府在中國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，它們的擴張和收縮對于中國宏觀經濟具有明顯的作用，值得中國的宏觀經濟學家去研究。

在中國研究宏觀經濟學必須考慮政治經濟學問題，這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學沒有做好的地方。當然，這和宏觀經濟學家接受的訓練有關——宏觀經濟學習慣把制度設定為外生給定的，而這正是中國需要解釋的東西。中國的宏觀經濟學家需要打破制度的黑箱，發(fā)展宏觀-政治經濟學，這樣很可能有所創(chuàng)新。

第三個領域是老齡化

日本在老齡化的過程中，沒有產生任何有影響的經濟學成果，因為日本人不善于提出理論。較著名的日本經濟學家多在美國，而且他們研究的也都是非常技術性的問題，其實就是數學。這和他們的學術傳統(tǒng)有關，注重描述問題，而不是提出理論。我認為我們不能停留在日本那個層面。中國從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，現在已經接近中度老齡化階段。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產生了什么影響？在未來一二十年里還會帶來什么影響？世界許多發(fā)展中國家將未富先老，研究中國的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世界意義。我們國家自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，但我們的經濟增長直到2012年都沒有減速，而后面的減速可能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——主要是結構調整和資本積累的邊際回報率下降造成的。這里，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研究。

第一個是儲蓄率問題。中國老齡化后，儲蓄率沒有很快降下來，2010年達到頂峰。自21世紀初以來，20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開始進入老年，但我們這些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進入壯年，儲蓄率達到最高。這可能是維持中國高儲蓄率的一個原因。另外，中國還處在上升期，也會推高儲蓄率。

第二個是教育的作用問題。教育質量越來越高，教育回報率也越來越高，這可以很好地彌補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損失。

第三個是消費問題。在日本，老齡化的一大影響是消費嚴重不足，因為老年人的消費很少。日本央行為了刺激消費和投資，把利率壓低到負數，也就是說，你到銀行去存錢，非但不能得到利息，還要給銀行錢�？墒抢夏耆朔堑珱]有減少儲蓄，反而增加了儲蓄，因為利息沒有了，他們未來的收入就會降低，所以他們需要存入更多的錢，以備未來之需。而中國，未來還有至少1.5億人要進城，會帶動消費。

第四個領域是企業(yè)家的產生機制

對于經濟發(fā)展中最重要的問題，發(fā)展經濟學根本沒法研究，這個問題就是：企業(yè)家是怎么產生的？的確，能否成為企業(yè)家，和一個人的秉性有關，而這不是經濟學家能夠研究的。但是，經濟學家應該研究有利于產生企業(yè)家的條件。在這方面，北京大學張曉波教授的產業(yè)集群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產業(yè)集群這個問題在發(fā)達國家首次出現已經是200年前的事情了，所以它們的經濟學家很少研究這個問題。而中國工業(yè)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村工業(yè)化，我們要研究產業(yè)集群是怎么形成的，起什么作用。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孕育企業(yè)家。在一個縱向的產業(yè)集群里，龍頭一般是一個做貿易的公司，它接受訂單，采購原材料，然后把制造過程發(fā)包給不同的家庭，形成產業(yè)鏈。

我想再次強調，最終能被人記住的理論和研究成果，一定是對時代最重要的問題的回應。中國經濟學家應該關注中國當下最重要的問題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(fā)展研究院教授）